卡特•巴塔查里亚：全球共产党人在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编者按：2019年3月25日，印度贾达普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学者赛卡特•巴塔查里亚（Saikat Bhattacharya）在《Qutnyti》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全球共产党人在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文章。文章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规划和愿景的变化轨迹，解释了为何习近平面对不同于邓小平时期的新客观条件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文章强调，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实际上代表了中国领导人对不同时代和物质条件的回应，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要正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并团结起来，凝聚成全球政治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在最近一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坚守马克思主义根基（可能为2019年3月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编者注）。许多外国人过去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则转向了资本主义。但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丰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由于20世纪70年代客观条件的急剧变化，邓小平选择了一条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道路。
但是邓小平从未否定过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我们将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愿景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习近平面对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新客观条件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毛、邓和习实际上代表了中国领导人对不同时代的回应。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并团结起来，凝聚成全球政治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殖民工业资本主义面临着严重危机。自动化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为了发展规模经济，生产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大型卡特尔出现，大公司在与小企业的竞争中胜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正在崛起，挑战老牌工业化国家。
于是就出现了工人阶级运动。小企业主和工业化国家为了争夺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殖民地而相互争斗，危机出现。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列宁抓住当时社会和政治混乱的机会，在先进的工人阶级统治下夺取政权，建立了苏联。列宁要求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并指出了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过程的不良影响。因此，他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主张生产资料(即土地、机器和工厂)的国家所有制，通过计划机构（Planning Authority）而不是市场来分配资源。
因为所有人都被给予就业权利，劳动力市场得到了限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国有资源计划分配帮助苏联成功地发展了重工业，并建立了独立的武器生产工业。苏联在改善教育和卫生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对纳粹德国的胜利使其成为当时世界的榜样。
像苏联一样，中国和许多东欧国家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推行计划经济。但在注意到苏联的修正主义之后，毛泽东明白了仅仅保证国家所有制、计划分配资源和就业权是不足以走向共产主义的。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有自己单独的社会价值和经济规律，毛泽东则批评了这一观点。
相反，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同时具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征。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刚刚进入第二个世纪，社会主义被认为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特征，共产主义特征则较少。毛泽东明白，只有在多次文化革命之后，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观和经济规律才会出现，且需要做更多的、可能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
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纷纷利用债务创造需求，并开始否定国家的作用。政府介入常常被认为是低效的，且最终会阻碍人们努力工作。美国以石油美元信贷渠道为基础，通过无限制的对外信贷，抬高资产价格，通过资产交易获利。因此，资本家可以在资产交易中获得利润，生产过剩的危机得到了暂时的解决。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制造业基地，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获取更多利润，而自己则开始通过资产交易获取利润。邓小平明白，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市场可以帮助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
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机会。世界上许多人当时认为邓小平正在走向资本主义。他们没有意识到邓小平是在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资本主义已经从垄断生产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债务创造需求已经变得比生产供应更重要。消费者变得比劳动者更重要。
事实确定无疑：为了应对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正在转变自身。这一转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邓小平在他的论述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邓小平还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下，中国将能够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更多投资，并向更高价值链的方向发展，拒绝转变为由私营部门主导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
邓小平还清楚地认识到，在全球供应链中，资本可以从工资较高的国家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从而大大削弱工人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谈判能力。但是，一旦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水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就会开始效仿中国。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和帝国主义西方国家之间工资差距的缩小，工人阶级的谈判能力将再次提高。到那时，全球的工人阶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邓小平预测，到2049年，中国将在人均收入和工资率方面缩小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差距。2049年后，大多数国家将开始遵循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全球工人阶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中国开始利用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和技术进行工业化，而美国继续从中国和其他国家借债，并对中国制造产品产生需求。这一过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过程受到了严重质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已超过美国。中国经济变得过于庞大，无法靠债务而生，这为美国经济创造了需求。美国也发现自己欠了很多国家的债，随着其资产交易业务陷入危机，人们开始质疑伴随着美国资产交易增长而出现的去工业化进程。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又回到了危机中。
习近平是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领导中国的。他和他的同志们明白，旧的全球化体系不能继续下去。因为美国将不再能够产生足够的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所以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生产过剩的诅咒。那么该如何应对呢？
一种方法是效仿美国和西方，中国可以开始发放债务，以推高资产价格，并从资产交易中获利，并将其制造基地出口到东南亚、印度、孟加拉国或非洲等其他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采取这一步骤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没有任何石油美元类型的信贷渠道，也不可能建立这样的渠道。这只是因为石油美元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Anglo - Saxon)三百年的全球统治。中国既没有统治全球的历史，也对此不感兴趣。因此，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拥有无限的实际外债流入。这一步骤的另一个缺点是，届时中国将面临与美国今天面临的类似的去工业化问题。
因此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想法来应对生产过剩危机。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即在全球投资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帮助不同贫困地区发展，共享中国的繁荣。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而且仍在不断增加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这一点将不是问题。但长时间的孕育期，即长时间的非盈利，往往被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重大问题。它可能会导致许多国家欠中国外债。但这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吗？
中国可以走“一带一路”，而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日本或德国则不行。这是因为中国能够承受长期的孕育期和长期的损失，而西方体系则不能。就像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中国的剩余价值占有经济模式的本质也是资本主义的。这意味着资本家通过拥有机器和其它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创造适当的剩余价值。但在西方，如何利用剩余价值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和银行家阶层决定的，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如何利用剩余价值。
因此，共产主义领导可以进行具备很长回报周期的强制投资，这是私人资本主义和银行家阶层所极力避免的。因此，西方体系更倾向于短期盈利而非生产性资产交易，但中国可以进行生产性但非盈利性的投资，而且孕育期较长。这也表明，中国的资源配置权力将更多地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私人资本主义手中。最近对奥邦(Aubang)、万达(Wanda)等公司高管的打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大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将由国有银行和基础设施公司开发。
同样，西方媒体试图将“一带一路”描述为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负债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欠中国的外债仅占其外债总额的12.5%和10%。他们的债务主要来自西方金融机构而非中国。中国还根据冈比亚、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三国政府的要求，改变了在肯尼亚和马来西亚投资的决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未能消灭封建主义，因此其工业发展的生产潜力还不能释放出来。因此，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来说，“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可能并不足够，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可以起到刺激作用。
在最近的贸易战中，美国多次要求中国减少国有企业的作用，给予私营企业更多公平的竞争环境，理由是私营企业利润更高。中国一再回应说，中国有权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澄清说，国有企业的利润更少的原因是它们经常被赋予通过投资来创造需求的责任，这将有助于私营部门保持盈利。随着中国对出口需求的依赖程度下降，中国对国有企业产生需求的依赖程度将上升。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是随着时间和物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方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国有企业将做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会有亏损。中国共产党估计，到2035年，中国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金融和军事上都将超过美国。那时，社会主义将再次在全球流行起来。在中国之后，由于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将缩小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和工资率差距，资本的议价能力将下降，工人阶级的议价能力将大幅上升。届时，工人阶级革命将再次在全球爆发。“一带一路”是第三世界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毫无疑问，民族自决和土地改革的任务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没有完成，这些问题正在摧毁这些国家的生产潜力。单靠 “一带一路”投资是不够的。那么，进行以下任务的理想时刻已经到来：全球共产党员必须在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提出所有有助于“一带一路”在发展第三世界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重大问题。随着第三世界的发展，全球工人阶级的力量将会增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在消亡，没有另外足够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来抓住这个机会。全球共产党人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编译：王明东，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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